一二·九运动和五四运动一样，都是因为“对外”引起。五四运动首先因反对卖国的“二十一条”把青岛割给日本；一二·九运动则是因为自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紧逼。五四运动时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，但多少也受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；一二·九运动时，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十余年，所以一二·九运动实在也是对于党的《八一宣言》的响应。五四运动的最大影响是在思想文化方面；而一二·九运动的最大影响却在政治方面。
九一八事变后，中日民族矛盾开始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，中国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。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，抗日民主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，1935年，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策动华北事变，妄图以“自治”的名义把华北五省变成它的殖民地，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日寇步步退让，民族危亡到了千钧一发的关头。
这个时候，我正在清华大学教“逻辑学”和“西洋哲学史”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卖国政策，感到非常气愤。每次上课之前或临下课时，我都要利用一点时间把当时的政治局势告诉给我的学生们，让学生们了解更多的时事。若问这样做，不会遭到一些人的反感么？有的。
那时，我住在学校南院九号宿舍里，每天到校上课，都要走过一座桥。有一天早晨，我到学校上课，在路上看见桥上贴满了反对我的标语，上面写着“打倒张申府”等等。这显然是一些反动的学生以此来攻击我的。当然，我并不以为意，继续去教我的课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那些标语就被洗刷干净了。广大进步青年的反帝爱国热情日益高涨，终于爆发了一二·九运动，公开喊出了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”的口号。
我记得那次运动是以城外的清华大学为中心展开的，城内是从女一中开始的。女一中的校长孙荪荃思想很进步，她接近当时还处于地下的共产党，学生们也很拥护她。
1935年12月9日，广大学生的游行开始了。我记得那天上午，我同清华学生姚克广（姚依林），女一中校长孙荪荃、学生郭明秋，四人同到西单亚北咖啡馆楼上饮茶，算是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公开指挥部。我们看着游行队伍行进。队伍走过西单又往东走时，有一个姓陈的清华学生骑着自行车跟着队伍，并随时把游行队伍的情形到楼上来告诉我们。
一个星期以后，12月16日，北平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，抗议“冀察政务委员会”的成立。国民党当局关闭了所有的城门，来阻止城外学生们进城继续进行正义的游行示威行动。当时曾听说清华有一位名叫陆璀的女生，从城门下的宽缝中爬进城来，想打开城门，使城外的游行队伍冲进城。但是城门没有打开，陆璀被军警抓走了。这天，我是坐在一辆人力车上，在马路旁边随着游行队伍，从东往西走，一路上学生们群情激昂，口号声不断。行至王府井南口时，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，从四面八方向学生们扑来，想冲散游行队伍。他们很怕学生们冲进台基厂，到东交民巷去。
我坐在人力车上，看见几个军警拼命追赶一个女学生，这个女学生已经跑进王府井并往北进了路西的一家药铺，而军警们仍然紧追不放。我目睹这一切，就从车上跳下来，对那些军警讲：“她已经走了，还追她干什么？”他们一听我这话，马上转过身来，对着我恶狠狠地喊起来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我便说：“我是走路的。”他们看了我两眼，不像是参加游行的，也就没再说什么，无可奈何地匆匆跑走了。
一二·九运动开始于学生，轰动了全国，各阶层爱国人士纷纷响应，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。各地的救国组织纷纷成立，北平成立了“救国联合会”。我记得有一些进步教授都参加了这一组织，其中有：吴觉先（武剑西）、潘怀素、程希孟、章友江、黄松龄、严景耀等；还有一些健在的，如杨秀峰、许德珩等和我；另外，一些进步的学生也积极参加了这一组织。我们几个教授经常在南河沿的“欧美同学会”聚会，讨论当时的时局，研究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等问题。
1936年2月29日早晨，我突然被捕了，住了整整七十天的监狱，到5月8日才被释放，仍即回校授课，暑假以后不久，清华非法把我的教授职位解聘了，我搬回城里，专力从事救国活动。
形势发展得很快，全国的抗日救国运动日益深入，1937年1月4日，在北平借东北四省救国组织的一个地点，召开了“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”成立大会，是我主持的。大约有七八十人参加了这次会，其中大部分是进步学生，杨秀峰也参加了大会（当时他已是党员）。会议的结果是正式成立包括七省（即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、陕西、绥远、察哈尔）在内的“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”。组织分为五个部：总务部、组织部、宣传部、工农部、妇女部。总务部由我负责，组织部和宣传部由进步学生分别负责，工农部大概是由一位从唐山来的工人负责，妇女部由刘清扬负责，杨秀峰任顾问。人们早知道杨秀峰是地下党员，他两耳虽聋，许多主意却都是由他拿的。经他介绍，我认识了不出面的党代表“高先生”（即彭真同志），并由此认识了当时地下党的林铁同志，以及萧明同志。当时刘少奇同志还未出面。
接着，在上海由著名的“七君子”等人筹划，成立了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”，是由“七君子”之长沈钧儒负责。我们组织之间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上海召开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时，华北救国联合会适有一人在上海，曾参加了大会。
我从1936年暑假后与清华断了关系，迁住北平西城学院胡同甲二号。那儿的房子很宽大。有两次，设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派同志来北平联系，至少有一次住在我家里。
1937年8月13日，宣布全国抗战，过了两天，我就从北京到了南京，在那里，我同沈钧儒会面了。我们一起研究了抗日救国运动，使北平、上海两个救国联合会融为一体，开始成为一个半群众性、半政团性的救国会组织，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。
（摘自北京出版社出版《世纪风云》）
